辦公室里的同事指著報紙說，這世道啥缺德人都有，這老太太都在醫院住了一星期了，親戚家屬集體失蹤，良心都喂了狗了。有人說：沒準兒就是個無兒無女的孤老太太呢，不然，那么晚，那么大雪，老太太一個人站在路邊干啥？
我心神不寧，釘書釘了手，電話鈴驚心動魄的響了起來。我拿話筒的手有些抖，是妻子洪麗打來的，問我回不回家吃飯。我氣不打一處來，吃吃吃，就知道吃。說完，把電話摔在機座上。
辦公室的人走光了。我站在窗邊，天上又紛紛揚揚飄起了雪。我從她的身邊逃走了時光倒流到26年前。雪下得很大，我趴在家里熱熱的火炕上，看她縫棉衣，去山里拉柴火的父親還沒回來。
天黑透了，父親還沒回來。她坐不住了，說：東子，你哄著點妹妹，我去村口看看你爸。
她去了很久，妹妹都睡著了，我害怕，不敢睡。她是被人背回來的，身上沾滿了雪。她一把把我摟在懷里，說：東子，以后你就是咱家的頂梁柱了。父親被一棵樹砸在了下面，送到醫院時，已經停了呼吸。那一年，我8歲，妹妹6歲，她不過30歲。
手機鈴聲像潮水響了又退，退了又響。我索性關了機，使勁地呼吸了一口冷空氣，人清醒了很多。買了一份晚報，晚報的頭版登著無名老太太的醫藥費高達8萬元了，老太太還在昏迷，如果親人不去喚醒她，也許她再沒有醒過來的機會了。
我獨自走在初春的街上，整條街流光溢彩。我和這個城市里的許多人一樣，西裝革履，一身名牌，處處顯示生活的品質。這便是我從小就向往的城市生活嗎？高樓大廈里有我一間，銀行里也有我的24萬元房貸。我是機關里的小主任，卻不得不時時刻刻仰人鼻息。家里有漂亮的妻子，她不斷糾正著我作為山里人幾十年養成的習慣。
我快步走向了第一人民醫院。醫院的走廊里人很少。隔著玻璃，我看到她像一片落葉一樣躺在那里，一動不動。昏黃的燈光下，她的手無力地垂在床沿上。我很想進去，把她抱在懷里，告訴她：東子來了，咱們回家去。
有個護士走過來，問我：同志，你找誰？我匆忙抹了一下臉，下意識地說沒事，我就是隨便看看。護士很警覺：你是來看無名老太的吧？
我轉身，逃一樣離開了醫院。是的，我又一次從她身邊逃掉了，就像小時候，她舉著雞毛撣子打我，我總能逃掉一樣。
她像男人一樣上山砍柴，下地割豆子。這還不是最難的，寡婦門前是非多。
父親去世不長時間，關于她的謠言就傳開了。學校里那些孩子指著我說：你媽是破鞋。我沖上去，把那些罵她的孩子一個個摔倒。我的衣服破了，臉上身上也被打得都是傷。我沒有上后面的課，一個人游蕩在樹林間，我想：長大了，我一定讓她享福，讓她天天在炕上坐著，啥也不用干。
不知怎么我就在樹林邊的草垛上睡著了。遠遠近近地喊聲把我驚醒時，天已經黑了，天上的星星一眨一眨的。我揉揉眼睛，大聲哭了起來。看到我后她拎過我，上來就是兩巴掌。
回到家，她陰著臉給我找衣服，端來水讓我洗澡。我脫下衣服，她看到我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，一下子就急了，問我是怎么回來。我說是自己摔的，她不信，說我不說真話，她就不要我了。無奈，我說了白天學校里發生的事。她沒吭聲，第二天送我去上學，卻在辦公室里好一頓鬧。她說：我這輩子也沒啥指望了，誰再動我家東子和小西，我就跟他拼了。
她走了，教師們小聲議論，王香平從前挺文靜的，現在咋潑辣成這樣了呢？
她變成了村子里最厲害的女人，霸道不講理，愛占小便宜，她在村子里基本沒什么親戚朋友。她很孤單，干完活，就一個人坐在院子里發呆。我跟妹妹不忙了，她就跟我們說父親，說他當初怎么追她，說他說要跟她過一輩子的。她說：你爸那個挨千刀的，等我死了，我饒不了他。妹妹說：都死了，再饒不了還能咋的。她便也說，她說：你倆小兔崽子給我聽好了，我的后半輩子全指望你倆了。你們要也像你爸那樣沒良心，我就活砍了你們。
我和妹妹上了高中，她把一分錢扮成兩半兒花。她說：你倆使勁兒考，考上哪兒媽供你們到哪兒。就是砸鍋賣錢，我王香平也要供出個大學生來。
我考上大學那年，她的腿疼得厲害，她說自己可別癱在這床上，她還等著帶孫子去林子里采蘑菇呢！我說我不去上大學了，她回手就給我一巴掌，她說你個能玩意兒，還能有點出息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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